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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平:有一颗星叫作诗歌 ,安钢大厦

时间:2019-06-12 17:49 点击:
梁平1979年《星星》复刊,扉页上印着一句话:天上有三颗星,一颗是青春,一颗是爱情,一颗就是诗歌。“有诗在,时间是可以翻阅的”1986年12月,成都劳动人民文化

1986年12月,成都劳动人民文化宫礼堂挤得水泄不通,几乎所有门窗都被拥挤的人群拉扯坏了。人群高喊着“诗歌万岁”、“诗人万岁”!这样的场景,在中国诗歌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,镌刻进中国文学的记忆。这是在《星星》诗刊30周年庆典上,10位当选的“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”,北岛、舒婷、顾城、杨炼等齐集现场。发起这个评选的《星星》诗刊编辑部,收到了如雪片般的信件,热情的读者选出他们心目中最钟爱的诗人。

那是个属于诗歌的年代。

明星是一群年轻的诗人,粉丝是一票文学青年,口中哼吟的,是像“你在我的航程上,我在你的视线里”的诗句。那个年代,人们对于诗歌不只于狂热,而是近乎虔诚和膜拜。《星星》无疑是见证和推动这个诗歌时代的重要刊物,是30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缩影。

这份创刊于1957年的纯文学性诗歌刊物,成立初期就因为工作人员在反右运动中受到牵连“全军覆没”而被迫停刊,《星星》却因此而家喻户晓。1979年10月《星星》复刊,发表了老诗人臧克家的《祝重光》,成为那一年文学界解放的标志性事件。“这是《星星》的解放,也是中国诗歌的解放。”《星星》诗刊现任主编梁平说,当一道紧紧关闭了20年的闸门突然打开,犹如泄洪,无处不及。“可以说,八十年代,中国诗歌几乎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仰望。”

复刊后的《星星》刊发了当时大量发表在民间刊物《今天》上的诗歌,这些后来被官方称为“朦胧诗群”的青年诗人,成为《星星》、《诗刊》等主流文学刊物的宠儿。1979年,《星星》刊发了公刘的《新的课题--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》,继而引起了一场有关朦胧诗的全国性争论。老一代诗人提出朦胧诗中传递的消极情绪,模糊不清的表达,甚至称其为“不正之风”。而年轻的朦胧诗人们,也用他们的诗歌做着无声的回应。《星星》引发并见证了中国诗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观念大讨论,并迅速成为中国诗歌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。

《星星》一直关注年轻的诗歌力量。在1979年复刊的《星星》诗刊扉页上,印着这样一句话:“天上有三颗星,一颗是青春,一颗是爱情,一颗就是诗歌。”梁平喜欢这句话,他总结说:“鸟过留痕,时过留诗。有诗在,时间亦是可以翻阅的。”

诗歌的担当,可以深沉与优雅

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最繁盛的年代,也是《星星》的黄金时期。走过那段岁月,面对迅速降温的诗歌热,《星星》等诗歌刊物也在寻找着诗歌新的方向。梁平并不认同“现代诗走到低谷”的说法,在他看来,诗歌的热,并不是一件好事。 “要么是诗歌出了问题,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,几亿人民几亿诗人,那就不是诗,诗歌付出了代价。要么是社会出了问题,比如八十年代,那样的热,是因为人们长时间不能发声,中国社会冷到了不能再冷的极致,社会付出了代价。我们还记得最近的一次诗歌的热,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,那么多生命付出了代价。而所有的热,都会有退热的时候,高潮总是短暂的。真正纯粹的诗歌应该保持一种常态,保持它应有的深沉与优雅,而不是刺激与尖锐”。他更提倡诗歌回归到一种慢的、安静的状态中。

从朦胧诗关注个人情感和理想开始,再经过第三代诗人走到今天,诗歌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,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味。“在很多人眼里,好像一提到诗歌的纯粹,就强调个人经验而疏离社会、疏离现实,其实这是一个误区。”梁平在2006年1月刊的《星星》卷首语《诗歌: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》中,呼吁诗人返回民间和土地,关注普通百姓的心声。他说,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,个人经验里的“个人”所包含的依然是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。另一个误区是,似乎提到“担当”,就一定是“刺激与尖锐”,“恰恰相反,担当同样可以做到'深沉与优雅',沾了地气的深沉才是真深沉,沾了地气的优雅才是真优雅。诗歌的责任担当,诗歌的民生关注,就是沾地气。”

梁平:有一颗星叫作诗歌
,安钢大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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